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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有问题 法学教师没问题
——江南孤雁《我在刑法学习中遇到的N个问题》的思考，再论中国刑法学课程应当一分为二

龙城飞将


　　我国的法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江南孤雁是某高校法学院刑法学教师。最近，他给法学专业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一道作业，题目是“我在刑法学习中遇到的N个问题”，他将收集上来的答案陆续公布在自己的博客中。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我国大学的法科教育该如何进行呢？一名合格的法学教师该如何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呢？当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提问，而学生们普遍胆怯地低下那本应高昂的头颅时；当我看到学生的作业中有那么多的令人不如意时；当我看到年轻的法科学子迷茫的眼光时，我的心中充满了疑问：我国的法律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江南孤雁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许多博友热议。留言中有怪老师教学时太显示自己才能，旁征博引，脱离主题，有怪学生基础不扎实，学习不专心等。也有人提出疑问：法学教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与上述的各种观点不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大学刑法学教育时没有把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这两者分开。为此，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中国刑法学课程应当一分为二》 。
我认为，不是法学教师出了问题，而是法学教育本身有问题。刑法学组成体系的问题是主要的，教师的教学方法、教材内容等问题是次要的。

　　现行刑法教学与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

　　现在我国刑法教育使用的教材一般叫做《刑法学》。刑法学教材从结构看，又是与我国刑法的规定相一致的，刑法划分为总则与分则，刑法学划分为总论和各论。从内容体系来，主要以我国现行的刑法基本结体为其体系，又加上一些犯罪学理论的内容。总之，是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与一些刑法理论的总和。
　　这样的刑法学结体，在教学中会产生一些问题。老师往往会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多从法理、国外刑法的原理等方面进行介绍。学生则更现实一点，他们希望刑法学课程能够帮助他们通过司法考试。在同一本教科书内，这两方面的内容都有，又不全有。这就产生老师作为供应方与学生作为需求方不匹配的矛盾。由此可见，学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体系下学习我国的刑法学，若教师传播知识多了，就会冲淡刑法的根本规定，到了刑法司法实践中容易产生用法理代替法律、用国外刑法代替中国刑法的现象。不但学生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就是许多专家名人也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以至于当人们研究一个具体的案例，平民百姓拿刑法的规定来进行论辩时，有着法律专业教育的“专家”们往往对他们嗤之以鼻，说他们不懂法律。在他们看来，用外国法律解释中国法律、用法理解释法律、用英美法系处理民事纠纷适用判例法的习惯来解释中国的刑法、用司法解释代替刑法法律、用省一级的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或通知代替两高的司法解释，这样才叫懂法律。而直接用中国的刑法解释中国的刑事问题却成了不懂法律。实际上，这是个别专家的口水代替法律，口水之治代替法治，是非常危险的。

我国现行的刑法学可以分为
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两门课程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刑法教学与刑事司法实践，实质上并没有将刑法的法律与刑法的法理分清楚。
　　我认为，我国目前的刑法学可以分为刑法法律学与刑法法理学。刑法法律学直接解释中国刑法法条的具体含义，隐藏在其背后的法理，所支持与压抑的利益主体等。法律学要求人们理解并遵守现行法律，不能以法理代替法律。刑法法律学的传授，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现行的刑法规定及其原理，能够帮助其通过司法考试，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可以刑法为工具。
　　刑法法理学则可以旁征博引，引用国外好的刑法，对不同国家不同的刑法法条进行评价，进行刑事立法研究等。同时，还可以引进国家刑法各个流派的观点，对中国现行刑法进行研究与探讨。刑法法理学也许可以作为大学法学院中独立的一门课程进行教授，研究生和博士生可能还作为研究课题进行专题研究。

刑法法律学的特点及可以包含的内容

　　刑法法律学的特点是对现行刑法进行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只限于帮助学生理解法条的规定，一定不能按照书的作者自己的理解或观点随便解释。
　　刑法法律学包含的内容主要分为刑法总论与分论两个部分。总论解释刑法的总则部分，分论解释刑法分则的各项罪名。此外，还可以有一些我国刑法发展的历史的简要叙述，以及旧刑法与新刑法修改的内容的对比，说明修改的理由和原因等，帮助学生加深理解。

刑法法理学的特点及可能包含的内容

刑法法理学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能包括下述内容：

　　犯罪学：
　　亦称犯罪原因学，也就是狭义的犯罪学。犯罪学于19世纪末诞生于欧洲大陆，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犯罪学属于行为科学，特别着重于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上的研究。1885年，意大利的法学教授加罗法洛（Raffaele Garofalo）创造了“犯罪学”这个专有名词，约同一时间法国人类学者托皮纳德（Paul Topinard）首次将犯罪学应用于法国（即法语中的“criminologie”）。
　　犯罪学主要研究犯罪现象、犯罪行为、犯罪原因以及治理对策。研究方法除传统的犯罪动机等理论之外，可以使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各学科的成果和方法进行研究。比如美国大法官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就有专门的章节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犯罪人的犯罪成本、社会控制犯罪的成本等。
　　广义的犯罪学包括犯罪原因论和犯罪对策论。英美各国的犯罪学主要从广义，欧陆各国学者多从狭义，日本学者不常用犯罪学而用刑事学一词，倾向于广义。西方的观点取狭义，拟将犯罪学或称犯罪原因学与犯罪对策学分为不同的两个部分或者两个学科。

　　预防犯罪学：
　　研究犯罪原因及其规律，是为了有效地处理和预防犯罪，从而又须寻求相应而有效的犯罪对策，以此为目的进行研究的学科，也可以称为刑事政策学。犯罪对策是指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和各种社会组织以至全体公民，为预防乃至减少犯罪现象而采取的一切宏观、微观的政策、策略、措施、方法的总和。
预防犯罪学的内容可以包括刑罚学、犯罪的社会预防、罪犯改造学、受害人补偿学、刑事和解研究等内容。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犯罪现象，比如用心理学方法研究犯罪的学科可以称为犯罪心理学，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的称为犯罪经济学，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的称为犯罪社会学，用历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以及犯罪历史发展的可以称为犯罪历史学。
　　再比如，用分类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称为犯罪分类学。犯罪分类学，或者使用一个时髦的词汇，犯罪谱系学，是犯罪学的具体深化研究，分不同类型的研究，比如经济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毒品犯罪、计算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有组织犯罪、职务犯罪、跨国犯罪等，亦可以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犯罪进行研究。

刑法法理学流派：
　　所谓法学流派，是指对法学领域中某一重大理论或问题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而形成的群体。他们是有相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共同体，他们的观点可以片面，但是必须很深刻。法学流派的“流”，非流行的流，流派的本质是超俗而非庸俗。法学流派只有经过实践与时间的检验，最终默默地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其价值，在解释现象中蕴含其实用性，才能真正成其为一种流派。
　　现在西方法学理论通常将法学划分出三大经典流派，即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由此可以发展出自然法刑法学、实证法刑法学和社会法刑法学。当然，再细一点划分，可以出现法经济学刑法学、自由法学刑法法、新黑格尔主义刑法学、新康德主义刑法学、功利主义刑法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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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我国催告制度在1999合同法第48条第2款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催告权的价值在于当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待定时,为尽大程度上的减少因合同效力待定而产生的缔约损失.我们不能因为他并非相对人的实体权而忽视催告权。因为催告权和撤消权一样,是保护善意相对人的重要法律保障.更能促进交易,保障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催告权是指市场交易中，为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促进民事交易，赋予相对人要求对第三人的在合理的期限内作出是否追认表示或履行义务的权利。

关于催告权的性质，我们有必要探讨下，有些学者认为催告权并非是形成权，认为“催告权是一种告知的权利,不是实体权利。相对人只能对法定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是否追认进行催告。究竟法定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是否追认,权利在他自己,他人无权干涉”[1]；还有学者认为“催告权是形成权的一种”[2]；笔者认为催告权并非简单的告知的权利，而是请求第三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但是又不是请求权。理由有二，其一从合同法第47条第2款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第48条第2款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催告并不能马上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动，但是相对人单方面做出意思表示，1个月内必将产生稳定合法的民事效力。其二形成权适用除斥之间，但是该一个月不适用诉讼时效中的终止、中断，极为不利于双方的交易，例如催告后，1个月后双方同意延长，而法律规定，除斥期间届满，实体权利即消灭。不利合同中的自愿原则，故说催告权是形成权或请求权都有一定局限性。

催告权在建设工程在建设实施过程中我认为也有适用，在建筑工程合同中，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时，承包人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工程款的权利。优先权是指在催告期结束后，发包人仍未支付工程款，承包人将该工程协议折价或申请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并优先受偿该工程款的权利。《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为催告权和优先权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建设工程在建设实施过程中，发包人不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款是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包人为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可以行使催告权和优先权。催告权的行使。建设工程在建设实施过程中，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工程款，并应履行通知义务。一般而言，合理期限的确定不应由承包人或发包人单方做出，应该由双方协商确定。确定催告期时应综合考虑建设工程规模、所欠工程款数量和承发包双方的经济状况。目前，法律上还没有关于合理期限的法律规定，这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下面我们看两个案例，其一，一名未满18周岁的大学生，在进大学时，他的父母担心他沉溺于网络游戏，极其反对他购买电脑。但是他利用父母给的多余生活费的，在入学的第二年购买的电脑（电脑城的老板并不知道他的年龄），并把电脑一直放在学校之中，第四年将电脑带回家，父母看到了之后，以子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电脑买卖合同无效，由于电脑城老板不知大学生年龄和不知道自己享有催告权和撤销权，导致合同无效，电脑城老板退还了电脑的费用，得到旧电脑。在本案之中相对人对催告权并不知，导致民法中的催告制度没有体现出作用。对此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案例，很难说当事人有过错，直接采用公平原则，双方分担民事责任即可，笔者赞同该观点。

其二，在保证合同中，一般保证中，由于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亲属关系，故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债权人怠于行使自己的债权，而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故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自权利被侵害2年后，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是如果开始债务人有清偿能力，后天逐渐丧失清偿债务的能力，从而对保证人是不公平的。建议赋予保证人对债权人的催告权。

首先催告权催告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示催告主要分为以下几种：（1）死亡宣告的公示催告；（2）排除土地所有人或船舶所有人的公示催告；（3）排除各种债权人的公示催告；（4）宣告证券无效的公示催告。[①]上述四类中，第一类和第四类是大多数国家所共同规定的，不过，对于第一类，即宣告死亡问题，很多国家并不将其规定于公示催告程序中，[②]而对于第四类，德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券种类极为广泛，包括票据（汇票、本票）、支票、无记名证券、抵押证券、土地债务债券及定期土地债务债券、股票、商人的指示证券、提单、仓单、载货证券、运送保险证书、寄托证书、保险单等。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事项也较多，例如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39条规定：“申报权利之公示催告，以得依背书转让之证券及其他法律有规定者为限。”得以背书转让的证券包括指示证券、无记名证券、提单、仓单、载货证券、汇票、本票、支票、公司股票等。另外，台湾民法第1157条规定了要求被继承人之债权人于一定期限内申报其债权的公示催告；第1178条规定了要求继承人于一定期限内承认继承的公示催告；第1179条规定了要求受遗赠人表明应否接受遗赠的公示催告；等等。[3]

但我国仅仅对无权代理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从事民事行为中的效力，相对人有催告权，我国将无权处分行为规定为效力未定行为,但又没有像其他效力未定行为那样规定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这不是立法者无意的疏忽而是有意的回避,是为了避免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我国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应当借鉴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确认无权处分中的债权合同有效,物权合同效力未定,同时再以客观善意主义加强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

武汉大学 张?┮?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