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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部分地区违规制定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策问题的通报

国办发〔200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２０００年元月，国务院下发《关于纠正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
通知》（国发〔２０００〕２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
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地方自行制定税收先征后返政策的危害
性，统一思想，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检查纠正。
　　２００１年２月至４月，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门组织力量对辽宁、吉林、上海、
江苏、广东、福建、湖北、江西、山东等９省（市）贯彻《通知》情况进行了专
项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各地在《通知》下发后，分别召开了专题会议，研究贯
彻落实意见，对本地区自行制定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策进行了检查纠正，收到了
一定效果。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有令不行，甚至继续出台新的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
策，严重扰乱财税秩序，损害国家税政统一。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检查中发现的
主要问题通报如下：
　　一、清理工作不彻底，２０００年后继续执行以前年度制定的先征后返等减
免税政策。辽宁、吉林、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东７个省（市）及其部分
地区共有３０项以前年度出台的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策仍在执行，２０００年已
对２１４９户企业减税、免税、返税１１．９３亿元。其中：根据吉林省政府
１９９９年有关会议纪要规定，吉林省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所得税定额上
缴办法，２０００年执行定额上缴１０００万元，超过定额部分的应交企业所得
税，上缴给森工集团。该公司２０００年度累计向森工集团上交企业所得税８５５
万元，没有依法缴入国库。大连经济开发区财政税务局根据１９９８年大连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制定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资企业优惠政策规定》，对开发区
的内资企业均按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按法定３３％税率计算，２０００
年少收企业所得税４８４２万元。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
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所得税若干政策的通知》（沪财税收〔１９９６〕２号）的
有关规定，批准上海市松江电子仪器厂等４户企业享受免征１８％企业所得税的
优惠，２０００年度免征上述４户企业１９９９年的企业所得税２１２４万元。
福建省地税局依据《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省财政厅地税局关于支持新一轮创业的
若干财政税收政策措施的通知》（闽政〔１９９８〕６号）规定，２０００年下
达了《关于下达第一批企业所得税政策性减免企业名单的通知》 （税政二
〔２０００〕７３号）和《关于下达第二批企业所得税政策性减免企业名单的通
知》（闽地税政二〔２０００〕９５号）２个文件，并对高新区“区外企业”以
及虽在高新开发区内但已超过免税期限的高新技术企业减免１９９９年度企业所
得税６４５４万元。
　　二、有禁不止，２０００年继续违规出台新的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策。辽宁、
吉林、江苏、广东、福建、江西、山东等７个省的部分地区，２０００年度共新
出台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策２９项，返还税收５４６万元。其中：广东省珠海市
政府《关于鼓励在珠海市投资大型项目的若干规定》（珠府〔２０００〕４６号）、
江苏省南通市委《中共南通市委、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的若
干意见》（通委发〔２０００〕９号）等文件，越权自行制定新的先征后返等减
免税政策。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南昌海尔工贸公司于２０００
年３月２日签订协议书，明确以“先征后奖励”的形式，对该公司缴纳的增值税，
前两年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的８０％奖励企业，第３年至第５年按
企业实缴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的５０％奖励企业。经查，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财政局２０００年度向南昌海尔工贸公司返还当年增值税地方分成部分８４．２
８万元。山东省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部门根据本区制定的《关于鼓励内
外客商投资合作的若干规定》（济高新管发〔２０００〕４８号），２０００年
共向高新技术项目和高新技术企业返税４６１万元。
　　对上述地区发生的违规问题，财政部已按照《通知》中关于“凡拒不纠正擅
自保留的，中央将相应扣减对该地区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并追究有关人员的
责任”的规定，对查出的违规金额在办理中央财政与部分省财政结算时作扣减处
理；国家税务总局已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
（国发〔１９９８〕４号）中关于“凡未经批准擅自减免税收的，一经查出，除
纳税人补缴税款外，还要追究当事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的规定，对违规越权减
免税收等问题逐项进行严肃查处，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上述问题要彻底予以纠
正，并将处理结果报告国务院。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这些地区的违规事例中吸取教训，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
国务院的各项决定和政策，严格依法治税，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税政、集中税权的
原则。任何地方和个人不得擅自批准缓税、免税或实施先征后返等变相减免税政
策，对违规制定出台的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策要一律废止。各级人民政府要采取
切实措施，彻底清理违规出台的先征后返等减免税政策，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度
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二年一月十六日

“严打”刑事政策的历史与未来

秦德良


[摘 要] 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经历了共和国初期的“从重、从快”“坚决无情地镇压”反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依法从重从快”“严打”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基本上被取代了，实践证明，随着我国进入法治社会步伐加快以及可以选择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严打”刑事政策将逐渐演变为“重重”和“迅速公正审判”的刑事政策。

[关键词]“严打”政策 确立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严打”是在中共党中央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各级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严打”突出两个“严”字，一是打击重点是严重犯罪活动；一是对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要严厉，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它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从重”是就实体而言，“从快”是就程序而言。二者又分别体现为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从司法层面看，“严打”是一种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范围内“从重”、“从快”的执法活动，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严打”含义。[1] 但“严打”有时也体现在立法层面上，如1983年的“严打”，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当年9月2日颁布实施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2]

当代中国“严打”政策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重重”的“严打”政策不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我国“严打”政策的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和阶级专政性。“严打”刑事政策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确立，8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今天，“严打”刑事政策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的历史与未来进行考察。

一、确立时期：共和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政策

1950年3月至1953年上半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建国初期中共领导的一场成功的镇压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是对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无情地镇压”, 是共和国的首次“严打”，这次“严打”所采用的政策主要是“从重、从快”[3]。

建国初期，出现了第一次犯罪高峰，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剧烈动荡时期。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由此开始了“从重、从快”的镇反“严打”斗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上半年，镇反运动才结束。在整个运动中，共杀掉反革命分子71万人，关押129万人，管制123万人。[4] 可以说，镇反“严打”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的“严打”刑事政策表现出下列特点：

第一，毛泽东时代的“严打”镇反运动表现出了典型的政治性、阶级专政性、军事性、行政性和全民性。“严打”刑事政策由中共党中央决定和领导，全民参与，由政府和司法机关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实施；主要通过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发挥具体的打击作用，司法机关的司法裁判权从属于政府和军队的决定权和侦查权，因此，刑事司法程序成了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式”的行政治罪程序；主要目的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共和国新生政权，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严打”刑事政策重视“保护法益”、轻视“保障人权，尤其是嫌疑人人权”的刑事法机能。

第二，“严打”刑事政策是在镇反与军事剿匪同步进行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最初没有宪法和法律约束，主要是在实现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大政策、大方针指导下运作的，显示了较强的军事性和功利性而欠缺科学性和公正性。“严打”刑事政策作为政府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公共决策更多地考虑了其政治性和效率性而忽视了刑事司法内在的公正价值，因此其所追求的司法效率是一种欠缺刑事司法正义的短期效率。

第三，在严厉打击严重反革命犯罪分子的“从重、从快”“稳准狠”的“严打”刑事政策下，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仅处于次要地位，或者基本上被取代了。

第四，反革命分子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特别多，虽然对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收效显著，但强化了以政治与军事化的革命运动方式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严打”思维，而这种具有政治性、行政性、军事性、阶级专政性的“严打”，昭示了我国刑事司法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重打击，轻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的超职权主义的刑事司法理念，同时不够理性地附和了国民的死刑报应观念，对我国后来的“严打”刑事政策与实践、刑事司法以及国民的刑事司法心理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二、发展时期：对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

（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严打”思想、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从1982年至今，几乎没有停止过“严打”斗争，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严打”斗争就有1983、1996、2001年三次。这段时期的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政策，最早是在1979年针对转型社会初期的犯罪高峰提出。这是“严打”刑事政策的发展时期。对“严打”贡献了思想的主要是邓小平与彭真。

1、邓小平与彭真的“严打”思想

第一，“严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公、检、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是党和人民的刀把子，根本任务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5]“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6]
“严打”是新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对少数教育不改悔的罪犯进行专政的斗争，因此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严打”刑事政策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科学原理。

第二，“严打”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一个方面
1981年５月，彭真在北京、上海等５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同时，又提出要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首次将“严打”刑事政策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结合了起来。

第三，“严打”必须发动群众、组织大战役和抓大案要案。

第四，“严打”必须依法从重从快从严集中打击。
对刑事犯罪的问题“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7]“从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以内的从重，不是加重；加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以外加重判刑。”[8]

第五，“严打”是长期的经常的斗争。

第六，“要稳，要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