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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赔偿的主要年度计算标准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十二)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前面的话]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同在2004年5月1日施行。与此同时，公安部公布了于2004年5月1日施行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8条明确“（五）计算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失总额，确定各方当事人分担的数额。造成人身损害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 而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至此，实现了两个相同，即交警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适用同一标准，处理交通事故赔偿与处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同一标准。
　　而赔偿的计算标准，因有“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的规定，就带来了地区、城镇居民与农村人口、以及年度变化幅度不均衡的巨额差。除众所周知的精神损害赔偿差存在的问题暂不讨论外，在财产损失赔偿中，在地区差别方面还存在着省与省、省内地区差别；在户口身份差别方面，除城乡差别外，还存在同一地区不同行业的差别等等，致使依据赔偿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因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区所计算的赔偿金额上形成了巨额差距。
　　本文试结合我国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公布2004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2005年度“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对这些问题作初步讨论。

　　一、各地政府、职能部门、公安机关以及法院公布赔偿计算标准的形式
　　1、政府统计部门公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2004年，各地政府统计部门仍例行公事的公布了“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以及各地统计部门网站一般可以查到)。如果采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公布的数据作为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是统一的、公平的，同时也符合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之规定。
　　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统一部门公报中存在着行业要求以及地方政府的某些地区性要求，故数据存在着数据名称不统一，以及有些项目未公报的情形，导致出现在计算时无法适用的缺陷。同时也存在着数据从何时起用、何日截止的实际问题，以及基层法院是否采用的现状。
　　2、法院公布的：司法文件
　　基于对政府统计部门“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存在的，以用法院采用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地方法院(一般是高级法院)会下达司法文件来加以规定，并下发省级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四川省2004年度有关统计数据的通知》。采用这种形式可以解决：全省范围使用一个标准；统一标准起用与截止的期间；以及各级法院都必须适用等方面的问题。但高级法院的规定有可能不是简单的直取省级统计部门的数据，即可能有些不同。另外，还存在着，执行新计算标准日滞后的问题，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四川省2004年度有关统计数据的通知》就载明“由于上一年的统计数据须在3月以后才能取得，因此为了便于审判工作，省法院将每年5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视为一个统计年度，即每年自5月1日起适用前一年度的统计数据。”，而一般年度统计数据在第二年的2月份就完成，即可以从3月1日起使用，新数据竟滞后了一个季度。
　　3、公安部门公布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不管是统计部门数据，还是法院司法文件的使用，均存在一个问题，它有一定适用范围，而其他部门、机关可能不会，也可能无法执行其他机构部门的文件，加之有些事故有其特殊性，故公安交警部门也就另行其政了。
　　自2004年底到2005年8月，公安机关公布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大致情形如下：
　　2004年11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以内公通字[2004]86号出台了《二00四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适用范围为“2004年5月1日以后发生的交通事故”
　　2005年1月深圳市出台了《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及计算方法(注：发文单位、适用期限不详)》；
　　广东省公安厅(注：发文时间不详，网上公布时间为2005年1月)公布了《广东省2004年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适用期间：从2004年6月3日起至2005年5月29日24时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或虽在此前发生但尚未完成调解的道路交通事故；
　　广东省公安厅(注：发文时间不详，网上公布时间为2005年5月25日)公布了《广东省2005年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适用期间：从2005年5月30日零时起至2006年5月29日24时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
　　2005年2月28日出台的《陕西省2005年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发文机关以及适用期间不详；
　　河北省公安厅(注：发文时间不详，网上公布时间为2005年6月)下发通知《河北省2005年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有关参考数据》，适用期间：“自2005年6月1日起执行，2005年5月31日前发生的事故，仍按照原有标准处理。”；
　　四川省公安厅，从2005年5月1日起至2006年4月30日，四川省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道路交通事故时，将按照新的标准进行赔偿。通知文件名称不详，据报道“四川省公安厅交管局4月30日通知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从今年5月1日至2006年4月30日期间，处理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道路交通事故时，均按从该省统计局取得的全省2004年度有关统计数据进行赔偿”。
　　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统计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联合发布了《二OO五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鄂公通字[2005]28号，自2005年5月1日起执行。适用期间不详。
　　应当注意的是，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不应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文件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按照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只要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只要公布司法解释所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等计算标准即可。但由于我国政府、司法机关长期形成了各司其职的状态，各自发文又何尚不可，但在赔偿标准上各行其政，重复统计数据实在没有任何必要性和实际意义，这方面湖北省三机关联合下文做得不错，值得推广。

　　二、赔偿标准(数据)内容
　　从司法解释第三十五条可以看到，年度间发生变化的计算数据主要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五个，而采用这五个数据，可能不能完全适应审判实践以及交通事故的处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故在各地公布的赔偿标准内容方面，也就有了较大的不同。
　　1、简单公布司法解释规定的五个数据：
　　如四川省公布为“2004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9.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80.3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6371.1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10.9元；2004年度职工平均工资14063元”。
　　这种简单适用五个数据实在没有科学性可言，公平性极弱就更不值得一谈，只有地方法院唯上不犯错误一点“优点”，在本文列出的七个省市中，只有四川省一个采用这种方式，其不可取是显然易见的。
　　2、在五个数据基础上，对职工工资按行业划分进行了规定：
　　除四川省外，大都省份都采用了这种方式，如陕西省、河北省：


陕西省2005年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制定的具体赔偿参照标准如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806.38元/年（上年为6331元/年），人均消费支出5666.81元/年（上年为5378元/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76元/年（上年为1596.25元/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455元/年（上年为1491.20元/年）。
　　同时，以省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分行业年平均工资为参照，《赔偿标准》中，农、林、牧、渔业为8296元；采掘业为12810元；制造业为10221元；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16036元；建筑业为11398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14588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16589元；批发和零售业为7699元；住宿和餐饮业为7468元；金融业为15937元；房地产业为10832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10774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为14675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为9199元；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行业为9987元；教育业为12098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为11292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为11288元。
　　各地交管部门将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3、在五个数据，职工工资行业划分基础上，还规定了“住院伙食补助”、“住宿费”等项目标准：
浅析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及预防对策

受贿犯罪，根据刑法学上的观点，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取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本文从个人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发，分析了受贿者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动因，得出受贿犯罪发现、查处概率低，受贿实际成本不高，受贿可能收益高是受贿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从这三方面提出相应的一些对策。
一、 受贿犯罪者的心理动因
在经济学的观点中，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实际付出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选择得到最大的利益。这种观点尽管并没有对个人思想道德多做考虑，具有很浓厚的“人性本恶”的意味，但这恰恰排除了个人感性因素的干扰，从而更理性的对受贿犯罪进行分析。
在受贿犯罪中，受贿人同样是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选择实施受贿行为的。在受贿以前，他考虑的必然是如果实施受贿行为，其有无可能被发现，发现后会不会被查处，如果被查处会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从受贿中获得些什么。简而言之，就是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受贿成本、受贿收益三方面问题。在现实中，受贿人之所以选择犯罪，实际就是对以上三方面仔细权衡的结果。
（一） 受贿的发现、查处概率低
受贿犯罪是一种隐蔽性较强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证人，也不易被人发现。即使司法机关发现了并进行查处，受贿人也不是没有机会减轻或者逃脱法律的惩罚。我国的刑法第383条、第386条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这虽然有利于受贿人主动交待罪行，积极退出赃物，但客观上也为某些受贿人员通过关系网，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创造了条件。并且，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比较大，这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受贿人减轻处罚提供了条件。
（二）受贿的实际成本不高
所谓受贿成本，指的是个人因为其受贿行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它除了受贿的直接投入外，还包括法律处置成本（法律成本）、经济处罚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或名誉损失（精神成本）、未来收益损失（养老金、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以及因为受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理论上，这意味着个人如果实施了受贿行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发现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贿行为被发现，他将声败名裂，受到党纪政纪的惩处。如果受贿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我国刑法规定为5000元以上），他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政治生命的终结、家庭财产的损失，更多得是他将在监狱里度过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贿成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本，受贿人的实际付出并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贿人可以通过关系网，减轻甚至逃脱法律的惩罚；其次，经济上的处罚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贿人在案发以前，常常将其受贿所得隐藏到亲戚朋友家去。案发后，他们常常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赃。有的受贿人甚至将其受贿所得转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国的银行保密法作为护身符，使办案人员无法追查。像福建“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就是这样，早在案发以前他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转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随后自己也跑了过去，这使得侦查人员只得通过外交途径请求加拿大警方给予协助。此外，由于个人观点不同，名誉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一些“无赖”型的人物来说，名誉成本对他的压力几乎为零。所以，犯罪的实际成本并不如理论上所说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走上受贿犯罪道路，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受贿的收益高
受贿的收益指的是受贿人通过受贿行为而取得的各种收益。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利益，同时也包括非经济的精神利益。受贿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贿人是否可以从受贿行为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收益？我认为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贿人存在着不平衡的心理，总以为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不相符合。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贿，都会使他们内心产生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学术界议论较多的“性贿赂”问题，也说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贿赂”中，受贿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却没有丝毫经济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们在接受受贿人提供的“性贿赂”时，其精神上产生的巨大满足感，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收益。
由上可见，受贿犯罪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这也正是促使受贿犯罪产生的原动力。
二、遏制受贿犯罪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受贿犯罪是由于受贿人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施了“高收益低风险”的受贿行为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要打击受贿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从提高对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降低受贿收益三方面入手。
（一）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查处概率
我以为这是打击受贿犯罪的关键。因为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受贿的成本才有讨论的必要，受贿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
1、严格检察制度，提高受贿犯罪的发现概率。目前检察机关查处受贿案件的线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举报。但是由于害怕报复、碍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众的举报并不是很积极，并且即使举报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这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查案范围，增加了其调查取证的难度，也降低了检举材料的可信度。对此，我们应该效仿香港的检察制度，制定严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办案人员对检举材料的接触，对泄密者给予严厉惩处，给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以一定经济奖励等。
2、独立行使检察权，提高受贿犯罪的查处概率。尽管在立法中，检察权应该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完全独立行使的。但实际上，由于检察机关的经济、人事方面还依靠于行政机关，于是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行政机关对它的牵制，这大大影响其办案力度和深度。我认为检察机关要真正的独立行使职权，首先就要将检察机关的经济脱离地方财政，其经费预算应直接从中央财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检察机关人员的进入、级别晋升不应该为行政机关的组织部门所左右，而应该独立进行。这样，除去了后顾之忧，检察机关就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打击受贿犯罪了。
（二）提高受贿的实际成本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受贿人也不例外。在受贿以前，他必然会思考这种行为可能给他带来的后果。针对受贿人的这种心理，我们应做到以下几方面内容。在法律处置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严格执法；在经济处罚方面，除了要追缴违法所得以外，还应该给受贿人处以严厉的财产刑，使其得不偿失；在精神惩罚方面，可通过媒体将受贿人公布于众，使其身败名裂。这样，潜在受贿人考虑到受贿实际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轻易受贿。
不过，我认为以上的惩罚措施应该仅仅适用于受贿人，对行贿人该如何处罚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尽管行贿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受贿犯罪的发生，主观恶性较大，理应严惩。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受贿犯罪的隐秘性较强，证据不易收集，这时候，行贿人的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贿人如果知道其证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时，是绝对不会开口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来打消他们的顾虑，换取他们的合作。这样，以较少的代价（放弃或减轻对行贿人的刑事惩罚），获得较大的收益（打击犯罪，挽回损失），相比较还是合算的。
（三）降低受贿的可能收益
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贿犯罪的收益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两方面，所以我们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还是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1、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是对受贿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缴，使受贿人在受贿行为上无利可图。追缴受贿所得，如果受贿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贿人抱定“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从受贿人的家属入手，进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动上交受贿所得，受贿人才可能被宽大处理；家人、朋友如果协助受贿人隐瞒赃物，将以窝赃论处。此外，我们还应从银行、周围群众、受贿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赃款的流向，，使潜在受贿人感到受贿得不偿失。这样，受贿犯罪自然会逐渐减少了。
2、精神方面。我以为降低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还在于平时的预防。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能够认识自我，调整心态。认识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完全来自于人民，认识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没有任何权利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调整心态，就是要求他们端正对金钱的态度，既不漠视、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颗平常的心来看这个问题。这样，没有了对金钱、权力的热衷，受贿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

作者：张宁
单位：陕西省岐山县人民检察院
电话：1399272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