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工作试点阶段目标要求（试行）》的通知
国家经贸委
关于印发《国务院确定的百户现代企业制度工作试点阶段目标要求（试行）》的通知
1996年5月31日，国家经贸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国务院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
经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现将《国务院确定的百户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工作试点阶段目标要求（试行）》（以下简称《目标要求》）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地区、各部门和各试点企业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对照《目标要求》，制定实现《目标要求》的具体措施，注重取得实效，把试点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
国务院确定的百户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工作试点阶段目标要求（试 行）
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百户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总体部署，为了使各试点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在切实按照批准的试点《实施方案》推进各项改革的前提下，对1997年底前的试点工作提出以下阶段性目标要求：
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治理结构规范
1、企业产权关系清晰。
（1）企业中国有资产产权代表机构明确，国有资产及其他各类出资者产权代表到位，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职权。
（2）企业财产的各类出资者，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企业拥有包括国有投资主体在内的各类出资者投资及借贷形成的企业法人财产，并以全部法人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3）逐步实现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通过非银行债权转股权、“拨改贷”转增国家资本金、法人持股、企业内部职工持股、招商引资等多种途径，逐步实现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
2、确立董事会作为公司决策机构的法律地位。
（1）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产生。
（2）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行使职权，主要是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高级管理人员任免，重要规章制度制定等行使决定权。
（3）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依据《公司法》享有部分股东会职权。
3、明确董事会资产经营责任。
（1）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要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董事会作为股东会受托人的资产经营权限、法律和经济责任。
（2）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要与国有资产产权代表机构以签订资产经营责任书形式明确资产经营责任。
（3）资产经营责任书应明确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指标、考核奖惩办法及违约法律和经济责任等。
4、明确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职责。
（1）确立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的体制。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政府行政机构或股东会不考核、任免经理。
（2）经理在依照《公司章程》和执行董事会做出的各项决议情况下，拥有足够的指挥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权力。
（3）董事长一般不兼任经理。
（4）董事长暂时兼任经理的，具有明确的履行不同岗位职责的管理办法，做到岗位职责明确。
5、依法成立监事会并履行监督职责。
（1）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成立，其成员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2）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依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成立，其成员由国家授权的监督机构按《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派出。对董事长暂时兼任经理的，要特别注意发挥好监事会的制衡作用。
（3）监事会对股东会或国家授权的监督机构负责。董事、经理和财务负责人不兼任监事。
6、维护《公司章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1）《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章程》的修改，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程序。
（2）《公司章程》条款全面，科学合理。有关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的条款规定明确具体，权责分明，形成有效的制衡关系。
（3）公司严格依据《公司章程》运行，运行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严格依据《公司章程》规定处理。
7、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1）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2）公司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可以按照法定的程序进入董事会或监事会，可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副经理交叉任职。
（3）董事会拟聘任的公司经理、副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由董事会或经理提名，公司党组织进行考察，提出意见和建议，分别由董事会或经理任免。
8、完善工会工作和职工民主管理。
（1）国有独资公司、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实行民主管理。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职代会或工会代表职工实行民主管理。
（2）职代会的职权和参加董事会、监事会职工代表的职权相互衔接。
（3）依据《劳动法》，公司董事会或其指定的代表可与工会代表签订集体合同。
二、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企职责分开
9、明确政府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机构。
（1）政府通过确定国有资产产权代表机构和对试点企业委派产权代表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主要是考核、任免、奖惩作为国有产权代表的董事，制定和考核企业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指标。
（2）除确定的国有资产产权代表机构外，政府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不再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
（3）由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暂时代行企业中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的，具有明确的分别行使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的管理办法。
10、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1）各级政府要根据深化企业改革的客观需要，不断增强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区服务管理等职能。
（2）各级政府接收试点企业所承担政府职能的措施明确，妥善处理有关经费、资产、人员等相关问题。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劳动力市场，推行再就业工程。逐步实现离退休和失业待业职工的社会化管理，为试点企业离退休人员与企业分离、富余人员进入社会创造条件。
11、加强政府协调、指导、服务和监督。
（1）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综合协调和服务，试点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在国家政策、法规之外，政府减少审批内容，简化审批程序。
（2）通过政策引导、典型引路、科学评价和发布市场信息，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强企业管理。
（3）通过监察、审计和对国有独资公司派出监事会，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12、企业依法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1）改制后的公司不再对应行政级别，不再具有或承担政府的行政职能。
（2）考核任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不再套用行政级别。
（3）公司依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三、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企业负担
13、分流企业富余人员。
（1）企业对富余人员有切实可行的分流方案和程序。
（2）发挥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的积极性，实行多渠道安置、个人自谋职业和社会帮助就业相结合。
（3）试点企业通过多种途径分流富余人员数量占企业富余职工总数的50％以上。做到部分富余职工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分流。
14、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
（1）企业有对自办中小学校移交当地政府的具体目标和实施办法。
（2）具备移交条件的企业，对移交学校资产、经费、人员待遇等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开始办理或正在办理移交手续。暂不具备移交条件的，由企业和当地政府共同制订分离的时限和办法。
（3）企业自办的卫生机构，具备条件的实行成建制移交，妥善处理经费、资产、人员等具体问题。对企业兴办的其他后勤服务单位，实行“先分后离”、独立核算、自主管理、面向社会等办法，并提出分离的时限和措施。
（4）对离退休职工实现社会化管理。
15、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使资产负债结构趋向合理水平。
（1）企业通过增提折旧、盘活资金，加强资金管理，降低成本等措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企业的资金运营状况。
（2）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权限范围内对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并已兑现。
（3）按有关政策规定，将“拨改贷”形成的债务，转为国家资本金。
（4）积极探索从机制上解决企业历史债务问题的途径和措施。
四、坚持“三改一加强”，提高企业整体素质
16、科学重组，建立母子公司管理体制。
（1）企业按照改组方案，调整和设置公司管理机构和职能，做到人员精干，机构科学，管理高效。
（2）实现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分离。
（3）实行母子公司体制的大型企业，依据产权关系确立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责权利关系。母公司主要通过在子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中的代表行使决策权和管理权。
（4）依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实现母公司、母子公司及子公司的规范化运作。
（5）企业可根据经营战略需要在不同层次上形成投资决策中心、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
17、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进技术进步。
（1）企业根据改组改制和发展需要，制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九五”技术进步目标和技术改造规划。
（2）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技术开发中心”。
（3）建立技术创新体系。不断用先进技术对现有企业技术、装备、工艺材料等进行系列开发和改造，初步实现“挖潜、改造、积累，再挖潜、再改造、再积累”的良性循环。
18、实行科学管理。
（1）全面实施《“九五”企业管理纲要（试行）》。
（2）学习邯钢经验，加强各项基础管理和专业管理。实行模拟市场价格、目标成本分解、严格考核奖惩等财务管理手段。积极采用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建立健全包括质量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等在内的标准化体系；严格定额管理，加强营销、计划、设备、物资等专业管理制度，实现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3）全面施行《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加强来自所有者的财务监督，董事会制定财务预、决算，股东会批准财务预、决算，监事会负责公司的财务检查。公司财务报告经注册会计师查帐验证后，由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批准。
（4）建立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加强企业职工培训，提高职工政治业务素质，逐步建立企业人才培训、开发机制。
19、改革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制度。
（1）取消企业管理人员的干部身份，打破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身份界限。
（2）经理、副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与董事会签订聘用合同，其他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合同的严肃性。
（3）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和劳动就业供求变化，由企业自主确定本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实现个人收入货币化。
（4）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由董事会依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决定，包括年薪和与经营业绩挂钩的奖励；董事、监事的报酬由股东会或国有资产产权代表机构决定。
五、深化改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20、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探索与实践，各试点企业的资本保值增值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管理能力和发展能力比试点前有所提高。企业的资本保值增值率（期末所有者权益／期初所有者权益×100％）、产品销售率、实现利税、净资产收益率、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100％〕等指标逐年改善。
证据及其证明规则的历史沿革
胶州市工商局 高长玉
我们当前执法的前提是查清事实，而查清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收集证据并利用其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收集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也有一套特别规则，相对我们工商执法来讲，如果但讲法律规定，很简单，就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上的几条条款。我今天想跳出咱们单纯工商行政执法的小圈子，从古代证据规则的演变、中外证据制度的差异、未来证据规则的发展三个方面，来阐述证据规则从无到有、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来简单的说明中西方证据制度的差异，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拓宽大家的工作思路，为我们的行政执法服务。
一、古代证据规则的发展历史
先从中国古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制度说起，我国西周之前的审判制度中，由于是以神判天罚为特点，各种证据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从法的繁体字上分析。法左边从水，表示法平似水。右上边是似鹿的字形，是一种异兽獬豸，又叫独角兽，当时双方争讼，族中的长老就把他们带到独角兽的跟前，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谁说假话，独角兽就用角触之，谁就败诉，因此右下部从去。
到了西周时期，法官已开始强调“听狱之两辞”。没有被告的供词，一般不能定案。《周礼》中有关当时的法官以“五听”断案的论述。“五听”包括：（一）辞听（理屈者则言语错乱）；（二）色听（理屈者则面红耳赤）；（三）气听（无理则喘息）；（四）耳听（理屈者则听不清法官的问话）；（五）目听（理屈者则双目昏花，无神）。（注：《周礼·秋官》）其中的“辞听”即为口供，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凭自己的判断认定证词，判决案件。“五听”狱讼，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审判方式，口供亦是自此开始确立其在诉讼中的地位。
秦汉时期，仍旧保留了对口供的一贯重视，为获取被告的供述，可以不择手段。建立了合法化，制度化的刑讯制度的，口供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到唐代，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成熟、完善。但同时也规定，只要证据确凿，被告人即使不承认所控罪行，也可以断案，而且还强调“疑罪从轻”。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在关于口供的规定上基本与唐代一致，有时甚至有倒退的趋向。如在明朝，为加强专制极权制度，设立了“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机构，刑讯逼供一度恶性化。至明、清时，“疑罪从轻”的传统也被取消。
除了口供，其他形式证据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例如证人证言问题，从秦代已开始注意询问证人，获取证人证言，但对证人证言制度最为详尽规定开始要首推唐律。唐律中明确规定证人资格问题。“旬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因缺乏作证能力，“皆不得令其为证”。（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唐律对证人制度的规定还反映出古代诉讼中专横与擅断的特点。在审理案件中，不仅可以刑讯被告人，还可刑讯证人。唐代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一般案件“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告定罪”“三人证实，二人证虚。”（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可见只有三人以上提供的证言，在法律上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种形式主义“众证定罪”的原则，到明、清时仍沿用不致。
在古代证人证言制度中，还体现出中华法系证据制度的特色之处，那就是与证人证言制度相对的“亲亲相隐”原则的存在。自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官方统治地位后，受儒家礼教原则的影响，“亲亲相隐”便从汉代开始成为刑法制度中一基本原则，成为证人证言制度的例外规定。按孔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注：《讼语·子路》），于是在汉宣帝时正式下诏公布：“从今以后，儿子首谋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隐匿儿子，丈夫隐匿妻子，祖父母隐匿孙子，若属殊死重罪，都要上请廷尉，区别对待。”（注：《汉书·宣帝纪》）自此，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免去其告发和作证的义务，“亲亲相隐”原则开始法律化。这种屈法伸礼的原则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证据制度的深刻影响。自汉以后，为后代各王朝承袭沿用，并制度化为一法定基本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证据制度中独有的特色。
对于物证，自秦代起，已有司法机关注重收集凶器，赃物等物证的记载，秦简《封诊式》中就有与物证相关的一记载：甲，乙二人捕获丙、丁并将他们私铸的钱币与器物送交官府（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治狱》），作为定罪的物证。唐代对赃物“露验”的案件，也主张以物证定罪（注：《唐律疏汉》）。在古代的证据制度中，对物证制度记载的史料虽不丰富，但物证在证据制度中仍有一席之地是无疑的。
对于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进行勘查检验的记录。中国古代在勘验笔录制度方面的发展状况是十分突出的，在秦代时期，勘验水平已是层次不低，但到唐宋以后，勘验制度的发展达到高峰时期。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下诏颁行《检验格目》，宁宗嘉定四年，又颁行《检验正背人行图》，其中规定：“令于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昼，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押。”（注：《宋史·刑法志》）勘验中，还规定了报检、初检，复检等法定勘检程序。同时对勘验人有责任规定：勘验人员应按照勘验的范围、时间，如实勘验，不许受贿舞弊，违者论罪。可见这一时期勘验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的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
由于宋代重视勘验，客观上推动了法医学的发展，如宋代相继出现了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宋慈的《洗冤集录》等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使中国古代的勘检制度在经验的基础上向理论化发展。尤其是宋慈的《洗冤集录》，从法医学的角度，通过大量的鉴定实例，对许多容易混淆的伤亡现象和死亡现象的原因作出了比较科学的鉴定结论，作为中国古代出现的首部法医学专著，虽然其中的一些勘验手段在今天看起来存在许多错误与不足，但其仍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专著，不仅被元、明、清各代承传，而且还刊版印刷流传到亚洲，欧洲等国家地区，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
说完了中国古代，再谈谈古代西方。古代西方国家审判中最早使用“神誓法”来判定案件事实。在法庭上，一方当事人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正确的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然后由对方按照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做出反驳。如果一方出现了形式上的错误，或者在陈述过程中表现出口吃等“有罪征象”，法庭就可以判其败诉，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通过这种“审判方式”告知人们了。
如果案件所涉及的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仅由一人宣誓来证明。于是，不仅当事人要宣誓，还要有其他人的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誓言帮手”(OATH-HELPER)。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如果“誓言帮手”在宣誓之后也没有受到神的责罚，法官就可判该当事人胜诉。案件情况不同，法律对“誓言帮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争议事实的性质越严重，法律所要求的“誓言帮手”数量也就越多。
除了神誓法外，古代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法是“神明裁判”，即通过让当事人接受某种肉体折磨或考验来查明案件事实。一般来说，接受折磨或考验的人都是被指控者，而这种折磨或考验通常都伴随着由牧师或神父等神职人员主持的弥撒或祈祷等宗教仪式。以“热铁审”为例，牧师给烧红的铁块撒上一些“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然后他让被告人手持那块热铁走过9英尺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密封包扎起来，三天之后查验。如果有溃烂的脓血，则其被判有罪；否则就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是铁手，谁就能逃过一切法律的制裁。
欧洲一些地区还曾经使用过一种鲜为人知的“圣经考验法”。牧师在祈祷之后把一本《圣经》挂到一根木棍上，保证其可以自由地左转或者右转。然后让被考验者站在悬挂的《圣经》面前陈述案情。如果其陈述之后《圣经》按照太阳运行方向旋转，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如果相反，就证明他有罪。
在中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式是“决斗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双方证明方法”，也是最受人尊重的“神明裁判”方法，一般只有贵族和自由民才有资格选用。如果一个自由民卷入一个民事诉讼，或者被指控犯有重罪，那么他可以要求与对方进行决斗。在刑事案件中，这种决斗往往是指控人和被指控人之间的生与死的决定，因为决斗的负者会被送上绞刑架。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不必自己决斗，可以雇佣职业剑手去决斗。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决斗都要在法庭安排的宗教仪式下进行，而且那决斗结果就是最终的裁决。这种司法证明方式在法国延续的时间最长。1818年，一位被指控的自由民要求与对方决斗，但是国会认为这种方法所证明的事实不可靠，便决定废除了“司法决斗”。
毫无疑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但是它有时也能产生理性的效果。有些“神明裁判”方法就跟抛硬币的效果一样，正确和错误各占一半。例如，当事人的有罪心理可能会影响其宣誓时的神态；有罪感有时会使人在决斗中心神不定或丧失斗志等。
在现代人的眼中，各种“神明裁判”方法都是荒唐的和滑稽的，但是这些早期的司法证明手段实际上比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更有效力。因为当时人们对合理和正义等观念的理解显然都屈从于对神的情仰和崇拜，可是说神灵主宰了他们的一切。
最早在司法证明方式中注入理性因素的法律规定大概是11世纪日尔曼民族的“旧西弗里西亚法律”（注："the laws of Old-West Frisians，a typical Germanic peop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William Anerew Noye:Evidence:Its History and licies,(1991)p.8.）。西弗里斯安人住在与荷兰海滨低平原相连接的弗里西亚群岛上。由于他们的生活一直受到海岸水土流失的威胁，所以修筑堤坝就是每一个当地居民的基本义务。诚然，他们的法律中还有很多“告知真理”的规定，如“神誓法”、“司法决斗”和“神明裁判”等。但是，如果居民没有履行修筑堤坝的义务，海水是不会尊重什么“神明裁判”的。于是，那里的人就率先越过“告知真理”去追寻“发现真理”。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负责修建堤坝的官员指控某个居民没有履行义务，但是该居民声称自己已经履行了，那么官员就要找出“国王证人”来支持其指控，而被指控的居民也可以在“法律代言人”的帮助下对“国王证人”的证言提出置疑，甚至可以推翻那些已经在“圣物”面前宣誓的证言。这说明法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人的裁断能力。
理性司法证明方式在萌芽之后，整整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在欧洲的司法系统中成长起来。这一生长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司法活动的介入；第二，调查犯罪成为了政府的职能；第三，审判成为了政府打击犯罪的手段，同时抛弃了原来的非理性证明方式。
在那个时候，一种新的审判方式就应运而生了。法庭传唤一些可能了解与该争议有关之情况的当地居民出庭，让他们在宣誓下接受审问并做出裁决。这就是所谓的“陪审团审判”模式的雏形。那时的陪审团是由了解案情的12名当地居民组成的。这些人被召到法庭来的目的不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法庭提供他们了解的案件事实。他们在法官的指导下宣誓讲出与案件纠纷有关的真实情况。从现代意义上讲，他们是证人，因此法官要审查他们与案件有关的知识、意见和信念。法官首先要告诉陪审团将要让他们讲出事实真相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要在法庭执行官的监督下进行评议……如果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就把他们分隔开，分别查询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的原因。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案情真相，少数人不知道，那就可以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判决。如果他们宣誓说他们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那就可以再召其他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来做陪审员。就判决而言，陪审员了解案情的途径并不重要。无论是他们直接得知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都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除非有人证明其来源不可靠。
显而易见，这种陪审制度适用干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镇，因为那里的人们互相认识，而且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这种陪审团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陪审制度必然逐渐消亡。出现了“不知情陪审团”，同时也推动了证据规则的产生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