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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工商行政处罚案件办案基本要求解析

田凯


　　在我们工商部门日常的执法办案中，对案件的处理，法律、法规、规章都有一个原则性规定，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但何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成为广大办案人员的困惑，也造成实际工作中的不一致与混乱。比如，违法事实调查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事实清楚”。因此，该问题不仅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更是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明确其内涵，把握其标准，对于提高工商行政处罚案件的质量与水平，意义重大。
　　一、事实清楚
　　事实的存在及其正确认定，是行政行为能够成立的基本事实要件，是行政行为正确性和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事实不清，或者认定错误，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或者未经充分调查而确定，都应属于行政行为在事实方面的错误，从而影响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于事实不清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其为违法行为并否认其法律效力（《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更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事实清楚，是对所查办案件的基本要求，是指当事人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有关情况必须清楚，可用“五何”要素来概括。即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情节。如最简单的无照经营案件，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就应由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员、行为的结果（包含被查获时间，是否生产或进货及数量，是否有销售行为，销售的详细成本、售价、获利、库存等），违法行为的起始时间、行为发生地、具体行为，当事人是否有账目及上缴税金等构成。上述内容齐全，方可谓事实清楚。
“事实清楚”，在执法实务中是指决定案件性质以及案件能否成立的主要事实清楚。当然，事实是否清楚，是通过证据来证明的。
　　二、证据确实、充分
　　《行政诉讼法》规定，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定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很难说得清的问题。因为它是从定性上而言的，而非从定量上来把握。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一个界定的标准。单纯从文义上来讲，“证据确实、充分”，不等于所有证据确实、充分，也不等于次要证据确实、充分，拟或部分证据确实、充分，而是指“主要证据确实、充分”。因此，衡量主要证据充足与否的标准是一个法律标准。
主要证据：决定案件性质，以及案件能否成立的证据。
　　证据确实：据以定案的各项证据均是真实可靠的，无伪造、诱导之嫌疑，亦无彼此矛盾的现象；据以定案的各项证据均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不存在以彼事项印证此事项，或虚妄推断的现象；据以定案的各项证据相互协调一致，共同指向同一个证明结论。概而言之，涉案全部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的特质。
　　证据充分：一是案件所涉及的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佐证，如涉及“非法收入”，必须要核定清楚非法收入的金额，需要有进销票据作依据，而不能单凭市场行情推定。二是用来证实案件事实的所有证据构成完整的证明体系，能形成“证据链”，如处罚假冒产品行为，既要有现场检查笔录、调查笔录、采购及销售票据，还要有实物证据，即假冒产品，必要时还可对经营场所摄制照片，制作知情人（特别是购买者）调查笔录等。三是足够的证据量所证明的案件事实轮廓实在、环节清晰，主要方面不存在模棱两可的因素。
　　证据确凿是从证据的证明效力方面来讲的，侧重于质量。而证据充分主要侧重于证据的数量。
　　三、适用法律正确
　　“适用法律正确”，即案件的法律适用依据准确。对于法律适用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法原则。应当注意的是，所谓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在法律矛盾冲突的情况下适用，如果没有矛盾冲突完全可以适用下位法或者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一般指违法行为发生时在新法颁布实施前，对其查处程序适用新法，实体适用旧法，而对于发生在新法之后的违法行为，不管是程序还是实体都应当适用新法而不是旧法。其次，法律依据要具体到“条、款、项、目”，不存在应该用该条款（项目）而用了它条款（项目）。反之，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常见的错误：适用已经失效或者尚未生效的依据进行处罚、应当适用上位法却适用了下位法、引用法律条款错误、遗漏法律条款或者适用法律条款不具体不规范、适用依据进行处罚时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等。
　　四、定性准确
　　定性准确，是指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的性质认定准确。准确地判定案件的性质，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直接关系到行政处罚案件能否得以正确执行。要做到定性准确，必须要有正确认定案件性质的依据。办案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来认定案件的性质，切忌将此行为认定为彼行为。定性不准，必然会导致对案件的错误处理。
定性准确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1、定性应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2、所认定的案件性质应具备该种性质案件的构成要件；3、适用法律、法规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要准确。
　　五、处罚适当
　　要注意两个重点，一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行政处罚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过罚相当”，要合理运用好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要审查当事人是否有免于处罚或依法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尤其注意不能因当事人认罚则轻处，不认罚就重处。同时，对于事实、情节、规模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处罚结果应大致相当，切忌畸轻畸重、显失公平。另外，还要考虑当事人的承受能力，不使其丧失基本的生活条件。
　　六、程序合法
　　程序合法，是指调查处理案件的整个过程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予以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行政处罚程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仅是对执法工作人员的最基本要求，也是行政执法目的得以实现的最基本保证。
　　行政处罚程序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时，表现出的时间和空间的形式。时间包括行为发生的顺序和时限，空间则包括了行为进行时所表现出的方式和步骤。一个法定的行政处罚行为程序的构成，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步骤、顺序、方式、时限。
　　步骤。程序作为一个过程，是一个步骤一步骤完成的，程序犹如一条锁链，步骤犹如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不可脱节。
　　顺序。程序虽然由若干个步骤组成，但步骤与步骤之间前后排列有序，不可颠倒。如先表明身份，后实施监督；先取证，后裁决；先裁决，后执行等等。
　　方式。完成行政处罚程序的外在表现形式，行政处罚程序的任何一个步骤都要通过一个形式去完成，没有必要的形式，行政处罚程序就无法进行。
　　时限。行政处罚程序既要保障公正，又要保障和提高行政效率，因此法律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执法程序必须在一定的期间内进行，否则无法保障行政处罚行为的公平与效率。
行政处罚案件的程序通常为：立案、调查取证、告知、送达、执行。
　　在执法实践中，程序违法主要表现在：擅自减少或改变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步骤；破坏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步骤的先后顺序；随意改变了或取消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缩短或拖延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要求相对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时限。

注：本文发表于《山东工商》2010年6期

蓬莱市工商局 田凯
电话：0535-5725018（办）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执行死刑临场监督主体新探

卢均晓

一、引言
死刑，又称为极刑、生命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其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死刑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刑事诉讼法》（以下称《刑诉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在交付执行死刑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这是我国基本法律对执行死刑临场监督（以下称临场监督）最权威、最直接也是唯一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该规定作出了具体的解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最高法院《解释》）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死刑，应当在交付执行三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从字面上看，临场监督主体似乎很明确，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然而究竟由哪一级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由人民检察院哪一个部门临场监督，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各地的检察实践也是见仁见智、不尽相同，主要做法有二：一是由提起公诉的部门临场监督，即“谁起诉谁监督”；二是全部由公诉部门临场监督。笔者认为，上述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临场监督主体问题谈几点浅见。
二、临场监督的级别管辖
根据《刑诉法》关于“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否有权临场监督关键是看同级人民法院是否有死刑行刑权。那么，究竟哪一级人民法院具有死刑行刑权呢？下面对死刑立即执行和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等原因而执行死刑的两种情况进行分析。
（一） 死刑立即执行。根据最高法院《解释》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命令，均由高级人民法院交付原审人民法院执行，原审人民法院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应当在七日内执行。这里的原审人民法院指的是第一审人民法院，通常是中级人民法院，因为，根据《刑诉法》有关审判管辖的规定，可能判处无期、死刑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管辖。能否因此就认为死刑案件的原审人民法院或者第一审人民法院就一定是中级人民法院呢？我们认为当然不能。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都有其第一审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并且不能排除作出死刑判决的可能，相反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其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包括上级人民法院提审和下级人民法院移送两种情况，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也有可能审判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已有第一审判处死刑（含死缓）的先例，例如，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由此可见，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均有可能成为死刑案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说原审法院，根据“交付原审人民法院执行”的规定，他们都有死刑行刑权，与此相对应，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均有权在同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时派员临场监督。
（二） 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等原因而执行死刑。最高法院《解释》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的，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认定构成故意犯罪的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经上级人民法院或者由本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后，交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这主要因为：一是，死缓罪犯在监狱服刑，在严格的监管之下，不太可能发生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或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二是，在监狱内发生的刑事案件由监狱保卫部门负责侦查，与其级别管辖相对应的是市级检察机关和中级人民法院。因此，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因故意犯罪等原因而执行死刑的案件，一般交由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由罪犯服刑地的市级人民检察院临场监督。
那么，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否有权临场监督呢？笔者认为，由于基层人民法院没有死刑行刑权，同级的基层检察院也不应有临场监督权。但在1996年《刑诉法》实施以前，根据1979年《刑诉法》关于“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曾一度发生将死刑案件下放基层人民法院审判的情况 ，在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情况下，同级的基层人民检察院直接临场监督也就顺理成章了。1996年《刑诉法》将该规定删去后，基层人民检察院在临场监督中主要起着协助和配合上级检察机关的作用。
三、临场监督的部门管辖
监所检察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点是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实行监督。1987年《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工作细则》规定 “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是人民检察院劳改检察的职权之一，然而，该《细则》第九条又规定“监所检察部门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和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核准交付执行死刑时，应当派员临场监督”，将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的范围局限于本部门起诉后判处死刑的案件，其言外之意就是“谁起诉谁监督”。那么，其他部门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究竟应当由哪个部门临场监督呢？笔者认为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而不是公诉部门或者其他起诉部门。理由如下：
（一） 从法律规定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刑诉法》共有四编，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四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阶段，第四编规定了死刑（包括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八种刑罚的执行程序。《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称最高检察院《规则》）在第十章第五节规定了上述刑罚的监督程序。虽然《刑诉法》和最高检察院《规则》都没有对刑罚执行监督部门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不难看出法律的本意是将各种刑罚的执行和监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范，如果由监所检察部门担负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的执行监督，由公诉部门担负执行死刑临场监督，将执行死刑割裂于包括死缓在内的刑罚执行监督之外，明显有悖于法之本意。
（二） 从职能分工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最高检察院《规则》第十章，将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分为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执行监督五个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和长期的检察实践，侦查监督部门主要负责立案和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主要负责审判监督和刑事判决、裁定监督，监所检察部门主要负责执行监督。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监所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更加明确的指出，监所检察工作的重点就是刑罚执行监督。执行死刑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应当由刑罚执行监督部门也就是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由公诉部门承担临场监督，不仅削弱了其公诉和审判监督的本职，而且人为将执行监督职能一分为二，造成各部门职能的混乱不清。
（三） 从保障人权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刑事案件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便进入了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阶段。《刑诉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人权，尽量避免同一司法人员以不同权利或地位参与同一刑事案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刑事诉讼阶段，如：参加过一案侦查、起诉的侦查、检察人员，如果调至人民法院工作，不得担任该案的审判人员。该规定的主要意义在于防止刑事诉讼上的“角色冲突”和“先入为主”② ，避免因此影响司法人员对案情全面、客观的了解和判断。由案件公诉人进行临场监督，实际上是公诉人以公诉权参与起诉程序之后又以执行监督权参与执行程序，这样做对于罪犯合法权益的维护显然十分不利。
（四） 从监督效果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在监管场所设置派驻检察室（院）是检察机关履行监所检察职能的组织保障和重要手段。派驻检察干警自死刑犯进入监管场所之日起，就对他们进行了重点观察和教育，有条件对他们的生理、心理等情况进行了解，有条件对他们的判决是否有错误、是否喊冤、是否有检举揭发和重大立功、是否怀孕等情况进行掌握，有条件对他们的提解以及遗书、遗言、遗物、遗款的清理工作进行监督，如果是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的派驻检察室（院），则可以直接由他们临场监督，即使是基层院的派驻检察室也能够为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的临场监督提供第一手资料，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从而提高临场监督的效果。例如，1984年人民法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云南省某看守所在押人员文某、杨某死刑，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并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执行前二人喊冤，并要求监所检察干警提审。经复查，二人只有猥亵、追逐一女青年等流氓行为，所谓轮奸的犯罪事实系办案人员刑讯逼供所致。据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文某有期徒刑12年，改判杨某有期徒刑10年。
（五） 从死刑执行方法改革来看，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实践中有的同志提出，监所检察顾名思义就是对监管场所内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察，其职权范围应限于监管场所，因此不能由监所检察部门临场监督。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一是对监所检察部门职责的理解存在片面性。监所检察部门不仅要监督监管场所内的执法情况，而且还要监督公安机关监外执行情况、打击监内和监外罪犯的重新犯罪活动，更确切的说监所检察部门的职责包括监所检察和刑罚执行监督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相互交叉却并不重合；二是对执行死刑的场所和方式的认识存在片面性。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可以在刑场或者指定的羁押场所内执行。随着死刑执行方式改革的深入，在特定的羁押场所内采用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已是行刑人道主义和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