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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关于加强收费公路权益转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交财发﹝2008﹞3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厅（局、委），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
为加强收费公路权益转让管理工作，贯彻落实好《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和《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办法》（以下简称《转让办法》），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根据《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以及《转让办法》第四条“国家允许依法转让收费公路权益，同时对收费公路权益的转让进行严格控制”的要求，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必须正确认识并切实处理好多方筹资发展公路交通事业与最大限度维护公路使用者利益的关系，按照依法办事、从严把握的原则，做好收费公路权益转让的审核工作。
二、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切实承担起本地区范围内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工作的监管职责，在审查转让申请材料时，应着重对申请材料中有关转让的原因和目的、转让条件、转让程序、转让收入使用管理、转让后续管理等相关具体内容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意见作为转让方提交立项申请或审批申请的必要文件。
三、《转让办法》第三条中“收费公路建成通车后”的含义包括：一是公路工程质量经验收符合通车条件，且实际已经通车；二是该项目已经取得有权审批部门的批准收费文件。
国内外经济组织依法投资建设收费公路，在建成通车前发生投资人变更行为的，应当按照基本建设管理相关规定处理。
四、《转让办法》要求有关受让方应当具备的条件中提出的“财务状况良好”，主要指受让方近三年内连续盈利、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应均为正值、上年末资产负债率在65%以下等方面的要求；“商业信誉良好”主要指受让方近三年内财务会计资料无虚假记载、合同履行方面无违约行为、银行和税务信用评价系统或企业信用系统中无不良记录等方面的要求。
为了从严控制收费公路权益转让行为，降低转让项目的经营风险，当一个企业受让多个项目公路收费权时，考核其所有者权益，应以不低于所有受让收费公路项目实际造价的35%为依据。转让政府还贷公路权益和有财政性资金投入以及使用国有资本金投资的经营性公路权益进行招标的，应当明确禁止多个企业以联合体的方式参与转让项目投标。
五、转让政府还贷公路权益和有财政性资金投入以及使用国有资本金投资的经营性公路权益的，应当明确要求受让方以现金方式支付转让金，不得以股票（股权）、债券、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等其他非现金方式支付。受让方支付转让金期限，最长不超过合同生效后6个月，且受让方不得以公路收费权作质押获取银行贷款支付转让金。
六、转让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权益和有财政性资金投入的经营性公路收费权益，一律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公平、公正、公开选择受让方，不得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或其他方式选择受让方。对中标的受让方以及收费权益转让项目的审批结果，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主动予以公开。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本地区范围内公路经营企业执行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定情况的监督，重点监督检查公路经营企业有关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收费年限等内容的公示与执行情况，有关公路养护管理、绿化保持等情况。对上述监督检查的结果，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主动予以公开，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七、转让项目中含有中央投资的，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切实负起相应的监管责任，并应对转让后回收的与中央投资份额相应的资金（含权益）管理提出意见，明确回收资金（含权益）管理的责任主体和资金的使用投向，确保中央投资的安全有效使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八、《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转让办法》是加强和规范收费公路权益转让管理的重要依据，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从保护公路使用者和投资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交通运输事业和谐发展的高度，正确认识做好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工作的重要意义，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规范收费公路权益的转让行为，确保收费公路权益转让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章）
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引言

　　犯罪被害人是生命、人身侵害事件的最重要的当事人。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犯罪被害人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刑事被害人权益难以保障，他们往往很难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赔偿，他们遭受着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煎熬。如何救济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司法活动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一、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困境表现

　　1、诉权得不到保证

　　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和本解释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告知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是“可以”告知，也就是说“可以不告知”。即人民法院对于被害人所遭受物质损失的保护是持任意态度（公安、检察机关更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也可以认为是被害人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但存在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知被告人是谁，是否归案，也还有很多并不知道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程序被附带

　　附带民事诉讼的庭审应当是在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后，合议庭方就民事部分进行审理。但在审判实践中至少说在庭审笔录反映出来却是，民事部分应有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的程序被简化甚至被省略，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带”，笔录也只有寥寥几笔。另外，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举证、质证也不够规范，应该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于自己的赔偿请求都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他们也希望在庭审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证据，但这种展示受到法官对于庭审时间的限制，而只能是概括性的，显然也就无法要求充分地质证。特别是围绕异议的再举证、再质证更少，通常是由法官庭后裁断。

　　3、酌情赔偿适用的随意性较大

　　关于酌情赔偿的问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的规定。至于根据什么“情况”则没有明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涉及。“酌情判决”设立的初衷之一是“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得到实际的执行”，实践中也存在“能执行多少，就判多少”的做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附带民事诉讼的执结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空判”和得不到及时执行的仍然很多，许多适用了“酌情判决”却仍然没有得到及时执行的。

　　4、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的差别待遇

　　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是客观存在的，构成伤残的被害人也大有人在，按理说，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应当的。但是我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予支持，尤其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构成伤残的被害人的残疾赔偿金都不予支持。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换言之，相关司法解释从立法的层面彻底否定了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这也是实务中刑事审判庭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律不予支持的依据所在。这样的法律规定造成了明显不公正的法律后果，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往往远大于民事案件被害人，而民事案件被害人反而可以获得赔偿，这破坏了我国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其受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正是因为该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其在审判实践中并未普遍适用，部分法院对被害人向民事审判庭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支持，也因此造成了前述严重司法冲突的尴尬局面。

　　5、赔偿难以到位

　　审判实践中对于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的，一般都不予处理，这也导致虽然有些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但被害人不能及时获得赔偿，也无法通过公权力阻止被告人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最终仍旧很难获得赔偿。如江西省某青年男子刘某因醉酒驾驶将被害人罗某撞成重伤，伤残六级，案发后被告人逃逸被网上通缉。青罗某的家境十分贫寒，根本无力支付庞大的医疗费用，因此家属在公安机关立案阶段希望能够申请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用以支付治疗罗某的费用，但是由于受到法律某些规定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同意。等到某某被逮捕归案之后，法院判处他 3年的有期徒刑，并赔偿罗某医疗等相关费用将近10 万元。但是在刘某外逃期间，刘某的亲属早就将家中值钱的财产以各种形式变卖了，等到法院执行庭去执行的时候，刘某家中没有任何钱了。被害人的权益因此还是难以实现。实务中刑事被害人因无法获取赔偿而造成生活极度艰难的情形屡见不鲜，由此导致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社会产生强烈的敌对心理或绝望情绪，当事人上访、闹访甚至扬言要报复被告人家属、报复社会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价值探析

　　1、是平衡诉讼利益，全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观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人类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公平正义观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法制上的公平正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由此深入发展下去就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物质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但司法正义的获取，不能有先后之别。”刑事受害人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使他们原有的生活脱离了轨道，因此我们要在制度上给予他们保护，尽量避免二次伤害的出现。

　　2、是保障人权，实现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

　　人权是作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法在运作的过程中，应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各项合法权益，使正义的天平维持在平衡状态。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气氛的培养。犯罪行为发生后，如何处理好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已经表明，只有国家较好的实现了及时追究犯罪行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才能实现案件的圆满解决。这其中的被害人的权益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忽略的，造成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物资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导致长期上访、闹访、缠访事件的发生，甚至出现以暴制暴的报复性事件的发生。

　　3、是刑事司法制度发展完善的需要

　　提高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这是刑事诉讼法加强人权保障、增强内部科学性的需要。只有切实、充分地保障被害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才能达到维护其实体性权利的目的。从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相适应的原理出发，我国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地予以加强和完善。

　　三、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完善路径

　　1、严格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和参与诉讼权利

　　对于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即告知被害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确保被害人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拥有出庭权，法院有将出庭时间及地点明确传达给被害人的义务；在法庭上设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席位，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拥有与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同等的诉讼权利；法院、检察院有相互配合的职责和义务，以保障被害人能及时参与诉讼并正确行使其诉讼权利。在庭审中应赋予被害人寻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意见陈述权、情感表达权等。

　　2、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

　　目前，由“执行难”引起的刑事被害人得不到真正的救助的案件有很多。有的被告人确实无可供支付赔偿的能力，且执行机关已经穷尽一切可能的措施而被害人仍不能获得赔偿。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收入专项拨款、司法救助社会募捐等方式来筹集救助金，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金的来源上，有了充足保障。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对社会中各种利益主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达到平衡社会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