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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对江苏海门法院的实证分析
　　　
尹振国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0553件，首次突破万件大关；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10744275件。但同期全国法院法官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就江苏省法院系统而言，2004-2008年，全省法院系统各类案件的受理数呈逐年递增趋势，2008年案件更是呈“井喷”之势，达到882352件，增幅为历年之首，比2004年增长62.64%。其中，省法院受理案件8135件（不含减刑假释案件），同比增长178.6%，中级法院受理案件66826，同比增长19.37%，基层法院受理案件807391件，同比增长25.74%。全省基层法院承担了91.5%的审判任务，始终于司法的第一线。2008年，江苏各级法院审判人员人均结案达117.49件，同比增加29.34件，是2004年的1.81倍。由于基层法院的受理了绝大多数的案件，基层法官人均结案数要大大超过全省平均数，基层法官普遍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基层法官是履行法院职能的基本队伍，是法治建设的主要基石，这个基石不能有半点松垮或断层。笔者希望通过对自己所在基层法院出现的“案多人少”这一现象进行归纳分析，并探求解决这一难题的对策，以引起各级党委、人大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基层法院的高度重视，实实在在地帮助基层法院解决面临的紧迫问题。

一、案多人少的基本概况
（一）案件数量呈爆炸性增长趋势
　　2006年以来，我院收案总数直线上升，3年来案件平均增长率为13%，据统计，其中，尤以民一庭、民二庭与执行局案件增长迅猛。民庭（民一庭、民二庭）2008年收案数与2007年收案数相比增长24.38%，执行局2008年收案数与2007年收案数相比增长14.53%。人均结案数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2008年全院人均结案数是168.94件，同比增加44.66件。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各种新型、复杂、疑难案件增多，再加上人民群众对司法解决纠纷的期待越来越高，对法官的要求越来越高，法官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二）法官队伍出现断层并且日益老化
　　近年来，法院在队伍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基层法院的队伍建设得整体状况不容乐观，基层法院队伍逐渐出现了“法官断层、年龄老化、人员缺编、人员流失、素质降低”的趋势，这进一步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影响和制约了基层法院的发展。

（1）从法官队伍来看，呈逐年递减趋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法治的逐步推进，基层法院所承担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基层法院人员紧缺、人才断层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基层法院法官人数总体上呈逐年递减趋势。2006年-2008年，我院有5名法官调离法院，年老法官退休18人，此三年无法官补充，我院具有法官资格的人数呈逐年净减趋势，人才断层问题日益突出，审判力量明显不足。

（2）从年龄结构来看，呈逐年老化趋势。近年来，基层法院普遍出现人才流失、人才难进、法官人才短缺等现象，法官年龄老化，存在老、中、青比例失调的现象，法官队伍在年龄结构上出现了明显的“断层”现象。以我院为例，在具有审判资格的人群中，法官年龄逐年增大，至 2008年底，35岁以下的法官人数骤减，仅2人，而30岁以下的法官没有一人的状况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支撑基层法院运转的中坚力量，是一群45-55岁的法官，法官老龄化的趋势令人担忧。

（3）从法官学历来看，经过专业法科训练的人数偏少。中国现有各级法院3548个，法官20多万人，法官与人口的比例已经高出日本、英国和美国。然而，法官素质总体上仍不够理想，仅就学历（仅统计全日制教育）而言，大学本科(含非法学本科)学历不到12万，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不到1万，大专以下学历的仍有四成。（引自徐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官》，2009年5月18日徐昕博客）就我院法官队伍的学历来看，大学本科学历的仅有7人，占法官总数的9%；大学法学本科学历的有5人，占法官总数的6.4%；高中、中专学历的有65人，占法官总数的84.4%。就近五年来招聘的后备法官而言，毕业于“五院四系”的仅有5人，占招录总数的20.8%。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必须转变法官队伍规模扩张的观念，大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打造精英化的法官队伍。

　　案多人少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官的精力牵扯过多，知识难以更新；片面追求高结案率、高调解率，案件的质量无法保证；大量的案件涌向法院，法院付出的司法成本日益沉重；长时间负荷工作，法官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除了生理的压力以外，精神方面的压力也使得法官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向法院集中，疑难复杂、新型案件和群体性案件不断增多，法官办案既要注重法律效果，又要追求社会效果，还要面临二审改判错案追究，加上法院受外界不正当干扰，法官办案难度压力大。
由此可见，当前基层法院面临着案件暴增和法官队伍断层的双重压力，这一问题若得不到高度重视并加以有效解决，将对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二、案多人少的原因分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法院案多人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因归结为法院外部的原因和内部的原因两个大的方面。

（一） 外部原因
1、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但是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仍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仍为得到根本改变，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各阶层差距拉大。

　　中国传统社会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不均”而导致心理失衡，由心理失衡而导致行为失控。个别地方因“仇官仇富心理”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启示和警示。

2、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带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引发了社会纠纷的剧增。随着原有的利益格局的不断变化，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社区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差距与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且纠纷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同时，多元化利益带来的冲突加上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产生了许多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纠纷，如土地承包权纠纷、国有土地使用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

3、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新旧体制产生巨大摩擦，社会控制系统不够完善并明显脱节，原有的管理体系力不从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产生，追求利益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失范，社会诚信缺失，市场经济固有的各种弊病开始产生，受利益驱动，引发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长。

4、基层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传统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功能减弱，诉讼外解决纠纷的体系还不够完善。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往返于城乡，形成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随着社会的进步，“熟人社会”遭遇结构，价值观日益多元，基层政权的权威和控制力日益减弱，传统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如家族调解、人民调解组织）功能弱化，大量的纠纷必将进入法院；另一方面，农民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城市流动。与此同时这些农民又未被城市真正接纳，造成他们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权益一旦受损害，往往诉诸暴力或其他类型的自力救济，引发违法犯罪。

　　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方式除以法院判决和法院调解为主的诉讼解决方式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机关的纠纷处理机制、交通事故处理机制、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以及民间组织调解，还包括极富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它们共同组成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但由于存在各自为政、适用法律依据不一、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以及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总体看，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纠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有些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取向、机构设置、程序运作与现代ADR追求的效益、自治、自律、灵活等价值目标相去甚远；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如人民调解制度），有的则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引自沈恒斌主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５、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群体形成，利益多元化的结果是价值多元化，各种社会思潮涌现，人民社会信仰丧失，伦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减小，一些消极颓废思想也沉渣泛起，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这些思想不仅产生摩擦和矛盾，而且毒化人民的思想，造成家庭不和睦、社会不稳定。如近年来，随着离婚率不断上升，离婚、抚养案件大量涌向法院。

6、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稳步推进，加之五次全民普法工作的加强，人们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日益增强。

7、法律原因。（1）国家立法机关加大了立法步伐，对各类社会新型纠纷、涉弱势群体纠纷、集团性纠纷的处理程序作出新的规定，进一步加强诉权保护力度，更倾向于当事人充分利用法院解决纠纷。《道路交通安全法》、《物权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主要法律，都过多地把纠纷处理权向法院集中，这同样使得基层法院收案总数逐年上升。（2）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院管辖案件的标的大大提高。我院的管辖标的即由原来的100万元调整为800万元。这一调整的结果使得我院受理民商事案件的数量急增。（3）诉讼收费的全面下调大开了基层司法的大门，引发了基层司法资源供需矛盾的再度爆发。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在建设和谐社会大背景下，我国于2007年4月1日全面下调诉讼费用。劳动争议案件几乎成为“免费的午餐”，占民事案件绝对多数的婚姻家庭案件、交通事故案件、一般人损案件也只是象征性地收费，结果保障人民群众接近司法，诉讼门槛骤然降低的同时，也形成了法院收案急增的态势。

8、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衰退的继续扩散和蔓延，对我国的经济形势、社会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金融风暴的冲击，去年下半年和今年1－3月份，海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工程建设合同纠纷案件、劳资纠纷案件数量呈暴增趋势。
几个超期羁押问题的人权思考

——从一个案例中所想到的

欧兵


[摘要] 超期羁押是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而又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现实问题。它的存在严重的侵犯了被羁押人的人权，妨碍了刑事诉讼法中的公平和效率，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破坏了正常的司法诉讼程序。本文从超期羁押的现状、产生的原因及一些救济方法入手，围绕实现“阳光羁押”的诉讼目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诉讼效率的提高不应以牺牲诉讼价值为代价，尤其是在“人权入宪”的法律背景之下，我们更应该杜绝超期羁押，保障人权。

[关键词] 超期羁押 人权 口供 司法救济 程序 人权入宪



一 引言
（一）超期羁押：有罪无罪关12年
　　这是一起典型的超期羁押案件。12年，自1991年至2003年整一个生肖轮回，4478天，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村民杨志杰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里。
1991年2月9日凌晨，河北省曲阳县党城乡党城村村民牛民好家发生爆炸。牛家4岁的儿子被炸死，牛民好和妻子、女儿受伤，其中牛妻重伤致残。因为同村村民杨志杰的岳父与牛民好的姐夫十几年前有过纠纷，杨志杰的内弟又因琐事与牛民好发生过矛盾，所以1991年3月4日，时年34岁的杨志杰因涉嫌作案被收容审查。
　　 杨志杰是1991年3月4日，被曲阳县公安局以涉嫌爆炸作案收容审查，到1992年7月才被逮捕。这期间长达一年零四个月。此期间没有进入任何诉讼程序，直到1998年3月，杨志杰才被起诉。整整7年，案卷中也没有任何申报延期审查的材料。
　　1998年3月，杨志杰在看守所呆了整整7年后，检察院终于对该案提起公诉。1998年4月7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志杰犯爆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杨志杰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12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决定在2000年4月5日开庭重审，但在开庭前两日，公诉机关以本案更换了承办人并需对该案重新审查为由，提出延期审理的建议，得到同意。
　　2000年11月7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法院恢复审理”为由，裁定按检察院撤诉处理。之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此案处在静止状态。
2002年12月，保定市检察院下达《不起诉决定书》，认为杨志杰涉嫌爆炸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2003年6月6日，才把杨志杰释放回家。
杨志杰被违法羁押一直关押了7年之久才起诉，后来进入诉讼程序后又拖延了5年。在长达12年间，有关部门为何一错再错持续下去呢？
如今，走出看守所的杨志杰又踏上了索赔的漫漫长路，他能获得赔偿吗？我们拭目以待。

（二）超期羁押的现状
1、超期羁押的数量不容忽视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1993年至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
虽然，近年超期羁押现象稍微有所缓解，但如果不从根本上全方位的解决超期羁押，结果必定是“边超边清，前清后超”。
　　超期羁押在高涨的社会呼声中确实有所缓解，但杨志杰一案还是反映了超期羁押的严重性，是对“人权入宪”的严重挑战，值得我们深思啊！
2、假借合法程序，相互“借用”办案期限
　　（1）侦查人员在案件未达到批捕、或审查起诉的基本条件，但又界临办案最后限期时，匆匆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合法获得两个月的补充侦查期限；
　　（2）同理，检察人员办理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案件即将到期之际，赶快办理补充侦查手续，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充分利用合法程序，为自己办案获得足够的期限；
　　（3）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由于各种原因在法定期限内不能审理完毕，要求检察机关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以达到延长审理期限的目的。
　 3、任意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时间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留、检察自侦、审判阶段可以延长期限的几种情形，但延长期限的权力基本掌握在本机关的兄弟部门或上级机关手中，也就是说除了机关的内部监督外，基本不受其他机关的制约，这样公检法各机关有可能根据侦查或其他需要，任意延长羁押时间。
4、死刑复核、死缓核准无期限限制，终审死刑、死缓犯权利得不到保证。
　　具体死刑复核、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核准时间没有任何法律予以确定，这极易造成死刑、死缓犯无限期等待复核、核准，造成超期羁押，其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人权被变相的合法的随意侵犯。

二 超期羁押的界定
（一）超期羁押的涵义
所谓超期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超过法定的羁押期限而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行为。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超期羁押的两种形态：一种是绝对的超期羁押，即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最长的法定期限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另一种是相对的超期羁押，即司法机关在诉讼阶段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了法定期限而又未办理延长羁押期限的法律手续而继续羁押的违法行为。
超期羁押不仅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且违背了法治理念，亵渎了法律的尊严，严重损害了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超期羁押现象予以坚决的纠正和根除，实现“阳光羁押”，保障人权。

（二）超期羁押是否构成非法拘禁
超期羁押是否构成非法拘禁？这个问题在学界颇有争议，尚无定论，但无非是否定和肯定之争。否定派认为超期羁押行为不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主要理由是：第一，超期羁押的前提是合法羁押。这种羁押的合法性，使超期羁押区别于非法拘禁。因为非法拘禁行为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是没有任何合法性基础的。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表现在限制人身自由的超时上，而不是表现在限制人身自由本身，因而与非法拘禁具有本质区别；其次，在刑法理论上，非法拘禁是一种以作为的方式实施的行为犯，是以积极主动的作为去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的行为。而超期羁押通常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方式故意。不作为行为构成犯罪，在刑法理论上，通常都要求有具体的物质性的危害结果。超期羁押本身并不具有这种物质性的危害结果；再次，导致超期羁押的原因是复杂的，简单地用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既不能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也不能保证追究刑事责任的合理性。
肯定派认为，超期羁押行为无论从《刑法》第238条的规定上看，还是从实际的社会危害性上看，以非法拘禁罪来处理，都是合适的。
我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各有其理由并有一定的可行性。第一种做法无疑有利于惩罚犯罪，但却忽略了人权的保障；第二种观点则注重保障人权而人为的削弱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对惩罚犯罪的重要功效，同样也是不可取的。我个人认为，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单独设立超期羁押罪。同时，对超期羁押罪的犯罪构成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以避免缺乏理性的偏向。这样一来，既有利于保障人权，又有利于强制措施惩罚功效的发挥。

三、超期羁押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