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建设部关于实施全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畅通工程”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公安部 建设部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建设部关于实施全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畅通工程”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0）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公安部、建设部《关于实施全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畅通工程”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０００年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实施全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畅通工程”的意见
（公安部 建设部 二０００年二月十六日）
近年来，全国城市道路建设和交通管理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通的需求迅速增长，而道路交通供给却严重不足，一些城市总体规划和交通规划不完善、交通综合运输体系不健全、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路网结构不科学、道路交通设施匮乏、公民交通法制意识淡薄等问题日益突显，城市道路交通面临的社会要求高和管理水平低的矛盾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一些城市交通３拥堵严重，交通秩序较乱，交通事故不断上升。上述问题导致了运输效益和安全度降低，加重了环境污染，制约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改变上述状况，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城市实施以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平为中心的“畅通工程”，大力解决道路交通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我国道路交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指导思想
“畅通工程”的指导思想是：紧紧依靠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在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下，积极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充分发挥公安和城市建设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管并重，标本兼治，以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为中心，集中力量解决影响城市道路交通畅通的突出问题，加快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建设的步伐，努力为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二、实施范围和工作目标
“ 畅通工程”的实施范围是：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计划单列市等36个大城市，以及各省、自治区确定的2个地级市和2个县级市。2001年以后逐年扩大实施范围。
“畅通工程”的工作目标是：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现状，将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分为模范管理（一等）、优秀管理（二等）、良好管理（三等）和合格管理（四等）4个等级。实施范围内所有城市争取在一年内达到四等管理水平标准，其中部分城市争取达到三等、二等管理水平标准；每个城市中心城区都要建成一个“严管街（区）”。经过2至3年的努力，36个大城市力争全部达到三等以上管理水平标准。
三、主要工作
（一）加强统一领导，综合治理城市道路交通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建立健全政府领导、有关部门参加的道路交通综合协调机制和交通安全责任制，发挥公安部门的主导作用，明确有关部门责任，针对本地城市道路交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共同把城市交通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要组织开展军、警、民共建，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交通秩序整顿和交通安全检查，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维护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努力改善交通环境。
（二）实行统一规划，加快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建设步伐。要在通盘考虑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完善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和道路交通管理的近期、中长期规划，加强道路交通法制建设，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将城市道路、公共交通、停车场（库）、交通指挥中心和交通信号、标志、标线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投入，按照国家标准和客观要求，提高其拥有量和完好率。
（三）进一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工作，不断提高交通参与者的交通法制意识和交通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规划，做好“畅通工程”的宣传工作。要针对不同对象，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地开展宣传活动，宣传交通法规，宣传爱护道路交通设施，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动员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畅通工程”的实施，主动参与到“畅通工程”中来。
（四）严格控制占用道路，充分发挥现有道路功能。要严格对道路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大对违法占用、挖掘道路以及乱停车、乱设摊点、乱设广告和占路擦洗车辆等违章行为的整治力度，防止和制止将停车场（库）挪作他用的现象。城市道路占用、挖掘的审批要统一管理，权限集中在城市建设部门和公安部门，不得随意分散和下放。
（五）狠抓科学管理，切实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平。公安部门要按照科学、法制、公正、高效的要求，抓重点，攻难点，走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路子，尽快改革交通组织模式，完善交通设施，科学合理地组织交通流量和流向，挖掘道路和管理资源，切实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要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严格管理，严格执法，切实树立交通法规和交通民警执法的权威。要坚持不懈地抓好交通安全工作，努力减少交通事故。城市建设部门要结合路网改造和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科学合理地进行规划和投资决策，广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城市收费道路和桥梁，应尽量采取不停车收费等先进收费方式，提高通行能力。
（六）加快城市道路的建设和改造，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城市建部门要加强交通规划，统筹安排，合理布局，加快城市道路、停车场（库）及配套市政设施的建设步伐，改造、完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结构。要做好城市道路的路政管理及养护维修工作，提高设施的完好率。要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有条件的大城市要开辟公共交通专用道和港湾式停车站台，提高公共交通车辆的运营速度。要加快公共交通场（站）的建设，及时更新公共交通车辆，确保公共交通的运营安全。同时，要积极开展规范化服务，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规范经营秩序，强化从业人员的优质服务意识和交通法制观念。
四、评价项目
对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实行评价制度。评价工作由群众、专家及管理部门共同承担。评价项目分为交通有序畅通，管理科学高效，执法严格文明，服务热情规范，宣传广泛深入，设施齐全有效等６个方面，每个方面设若干项指标。达到具体指标的，综合评价为相应管理等级。
（一）交通有序畅通。交通秩序达到公安部行业标准的要求；交通阻塞率明显下降，平均时速提高一个新的标准；车辆和行人通行有序，交通违章行为明显减少，机动车和行人遵章率达到标准；违章停车、占路等静态交通秩序明显改观。
（二）管理科学高效。建立健全政府领导、有关部门参加的交通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交通指挥中心；及时发布交通信息；科学组织交通，挖掘现有道路通行能力；警力、勤务安排合理，灵活有效，指挥层次少，对道路实施昼夜有效控制；接警处警迅速，恢复交通及时；事故处理工作依法、公正、公开、高效；警队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内务管理规范、严格，纪律严明，警务公开。
（三）执法严格文明。健全交通管理法规、规章，实行交通违章罚款银行收缴和对机动车驾驶员交通违章记分管理；执勤交通民警警容良好文明执勤，礼貌待人，处罚依据动用准确，程序符合要求，手续规范完备，无侵犯群众利益的违纪行为。
（四）服务热情规范。群众观点和服务意识强，在实施具体执法行为、采取管理措施时，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和方便群众，做到“有警必接、有险必救、有难必帮、有求必应”，群众满意率高；热情接待群众，耐心解答问题，积极为群众排优解难，办事效率高。
（五）宣传广泛深入。以“遵守交通法规，保护个人和他人的安全；崇尚现代文明，塑造自己和城市的形象”为宣传主题；大张旗鼓开展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深入单位、家庭，广泛宣传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明显提高，尊重、服从交通民警管理和执法。
（六）设施齐全有效。按照规范设置信号灯，信号灯大幅度增加；改建、渠化路口，渠化率达到要求；增设、更新、施划交通标志和线；根据需要，隔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按照规划建设并有效使用停车场（库）；提高公共交通车辆拥有量，根据需要设置公共交通专用道；路网密度、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和道路等级明显提高，道路照明设施功能齐全，排水设施完好。
五、组织领导
（一）由公安部和建设部组成实施全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畅通工程”协调工作小组，并在公安部设立办公室，负责制定全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畅通工程”总体方案，并对“畅通工程”的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领导本地实施“畅通工程”工作。要根据本意见精神和全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畅通工程”总体方案，研究制定本地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责任，精心部署，加强督促指导检查，确保“畅通工程”取得实效。
谢有树要求镇江市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案探析
──兼议对行政主体行政不作为行为的界定
马龙喜、吴成
某房屋开发公司经拍卖程序取得镇江市针织厂的土地使用权，拟在该地块建造商品房。在镇江市规划局为其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针织厂原有的一处配电房被列入了拆迁红线范围内。但开发公司直到1999年开发完成后，也未将配电房拆除，而是将其出租给他人经营酒店。原告谢有树的居所紧邻该配电房，他以酒店的噪音和油烟影响其生活为由起诉规划局，要求被告按《镇江市城市规划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镇江规划规定》）的要求履行其法定职责，限令开发公司拆除该违章建筑。规划局则辩称该房为应当拆迁却未实际拆除之建筑，它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以下简称《规划法》）所确定的违章建筑，而属《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的调整对象，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查，该地块上连同配电房在内的原针织厂所有房屋的产权证均已在1999年被房管局收回作废。
对本案的处理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赞同规划局的观点，认为原告起诉规划局行政不作为缺乏法律依据，其请求应予驳回。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房原先虽有合法的产权证，但此证现已作废。既然其已被纳入拆迁红线范围内就理应拆除，否则就属违章建筑。《规划法》对此所作规定虽然不太明显，但根据《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以下简称《江苏规划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规划局应将其作为“其它违反城市规划进行建设的”违章建筑来查处。鉴于规划局未履行该法定职责，故原告的起诉理由成立，其请求应予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探讨本案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开发公司未拆除配电房的行为是否属于违反《规划法》的“违法建设行为”？
根据《规划法》的规定，查处“违法建设行为”是规划局的一项法定职责。从中可以看出，本案被告履行这一职责必须以开发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建设行为”为前提条件。笔者认为，“违法建设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结合行政违法的四个构成要件（1、主体要件；2、行为要件；3、后果要件；4、主观要件）来谈，能够认定开发公司未拆除配电房的行为确系违反《规划法》的“违法建设行为”。其中1、4要件不难分析，关键在于对2、3要件应如何正确理解。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分别进行阐述。
（一）、开发公司具有违反《规划法》的行为。
本案中配电房的性质比较特殊，《规划法》确实未将这样的建筑明确界定为违章建筑。故规划局认为其对该房已履行了规划拆除的职责，而责令拆除该房的义务应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拆迁办）来履行。但《拆迁条例》亦未明确规定拆迁办可对此进行查处。这样一来该配电房在法律上似乎处于真空地带，既然规划局和拆迁办都管不到它，那它便能得以“合法”存在，而这样的推断结果显然不合情理。笔者尝试从不同的法理角度比较《规划法》和《拆迁条例》之差异，可以揭示开发公司的行为违反的是《规划法》，而非《拆迁条例》。
1、 二者在立法目的、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方面的比较。
《规划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运用法律手段，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建设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整，使之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而国务院制定《拆迁条例》是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立法目的不同决定了二者立法内容也不一样：前者主要是对城市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作出规定（见《规划法》第二~五章，全文共六章）；后者则对房屋拆迁的法定程序和补偿、安置办法进行了阐述（见《拆迁条例》第二~四章，全文共六章）。而立法内容的不同又导致二者在立法技术上必然存在偏差：前者侧重于对行政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对行政管理相对方的权利义务涉及不多；后者则强调行政管理相对方（特别是拆迁人）应履行的义务，对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定极少[1]。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拆迁办的主要职责是审查拆迁人的拆迁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对被拆迁人进行了合理的安置和补偿，并在此基础上督促被拆迁人将房屋交由拆迁人拆除。本案中拆迁办已经依法履行了上述管理职责，至此房屋拆迁管理法律关系中的法律目的已然得到实现。此后实际拆除配电房的权利便由拆迁人获得，而其怠于行使该权利的行为无需由拆迁办来监督。因为该行为既未妨碍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也未侵害被拆迁人的利益，根本就不属于违反《拆迁条例》的违法行为。事实上在《拆迁条例》的罚则中，确实也找不到拆迁办可对该行为进行处罚的相关条款，原因在于拆迁办根本就不具备此项管理职能。
同一行为当由规划局来处理时，其行为性质便发生了根本转变。首先规划局虽然已将配电房纳入了拆迁红线范围内，但这并不意味着规划局已经履行了其全部的规划职责。因为该地块上原有建筑被拆除后，规划局还要对新建工程制定规划方案，此时若原有的部分建筑仍然存在显然不符合新规划方案的要求。本案中遗留的配电房破坏了新建住宅小区的整体规划，与《规划法》的立法目的背道而弛，所以应认定其性质为违反城市规划的违章建筑。其次从立法技术来看，《规划法》着重要求规划部门去主动履行其管理职责，而管理相对方则应被动地接受管理，严格按照规划部门制定的规划方案进行施工建设，即“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一旦发现管理相对方履行该义务的行为不符合规划要求，规划局就必须对该行为加以纠正。这就是说，规划局不仅要负责规划的制定，而且更要监督规划的实施，否则再完美的规划方案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本案中开发公司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对规划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所以规划局对该违法行为是负有查处义务的。
2、 二者所调整的权利关系的性质比较。
《拆迁条例》调整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私权关系（即与私人的直接利益有着联系的那些关系形式）；而《规划法》调整的则是国家管理城市建设的公权关系（即关系到公共关系的那些关系形态）[2]。所以二者所针对的被管理对象其法律性质亦不相同：前者针对的行政相对人较为特定，仅指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而后者针对的行政相对人具有不特定性，任何违反城市规划建设的单位或个人，都会成为被管理的对象。虽然对于管理相对方来说，搞施工建设是其私权，该权利的行使不一定会直接侵害其他私人或集体的利益，但很可能会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妨碍，这时它侵犯的就是一种社会公共利益，即公权利。本案中开发公司未按规定拆除配电房的行为，侵害的显然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公共利益，而非被拆迁人的直接私人利益，所以从这一点来分析，开发公司的行为违反的也是《规划法》，而不是《拆迁条例》。
（二）、开发公司违反《规划法》的行为造成了侵害后果。
行政法意义上的侵害后果是指对行政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损害或消极影响。《规划法》所保护的客体是国家对城市规划的管理关系，对被管理人而言，就意味着其行为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首先本案中配电房的继续存在不仅与居民小区的整体风格极不协调、有碍观瞻，而且位置正好在小区的出入口处，妨碍居民出入及过路人的正常通行，明显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其次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该房亦与城市建筑的主流发展方向不符，不能适应今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届时其侵害的可能就是全体市民的公共利益了。再次该房的存在还间接地侵害了原告的私人利益，因为开发公司将其出租给他人经营饭店，该店产生的油烟和噪音不可能不对原告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开发公司违反《规划法》的行为侵害了公私两方面的利益，其造成的侵害后果是客观存在的。
本案中规划局对配电房这一违章建筑放任不管的行为危及的主要是社会公共利益，尽管它也间接地影响到了原告的个人利益，但该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比是极其微小的。可见原告起诉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保护因规划局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而受损的公众的利益，所以该诉讼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其实质为诉讼主体动用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从而保护各种公、私利益[3]。有权利必有救济，有侵害也必需救济，这是法律的一般理论，所以规划局应对城市建设中的这类违法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当其不能依法作出回应时，寻求司法救济理应成为原告最终的维权机会[4]。
二、原告要求规划局履行法定职责有无法律依据？
以上论证从法理角度证明了开发公司的行为系违反《规划法》的“违法建设行为”，根据规定规划局对“违法建设行为”是负有查处义务的。不过此处的“义务”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概念，不能将其与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混为一谈。法定义务是指行政主体在实际行政活动中应当要履行的具体义务，其特征为该义务必须要在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所以原告起诉要求规划局履行行政职责，应有具体的法律条款为依据，否则其起诉理由依然无法成立。因为本案系行政案件，而非民商案件，前者定案的证据标准远比后者要严格，通过法理分析得出的这一结论不足以给本案定性。
在《规划法》中，我们确实找不到规划局的这一法定义务，但在《江苏规划办法》中，这一义务却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在法律条文中体现得不太明确而已。该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规划部门对于五项违法建设行为应予查处，其中一至四项违法行为所指对象均系新建筑，其行为性质为管理相对方用积极的方式故意违反规划规定以完成新工程项目的建设（如在未取得规划许可证或该证失效等情况下违规进行建设的行为）。而本案的配电房属于旧建筑，开发公司未将其拆除的行为与上述任何一项违法情形都不相符，该行为性质为管理相对方以消极的方式阻碍规划方案的实施。笔者认为，“违法建设行为”既可由积极的行为方式构成，也可由消极的行为方式构成，尽管本案中开发公司的行为其行为方式较为特殊，但究其本质仍应属于“违法建设行为”。因为城市建设有建就必有拆，新建项目怎么建固然应符合规划要求，但旧房若不拆除新房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且类似配电房这样应拆而未拆的旧房还可能由其它的一些客观原因而形成，如因开发公司资金不足或公司被依法注销等原因。此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虽然较小，但在理论上我们无法完全将其排除，若规划部门对此放任不管，那么这些产权证已被注销的旧建筑将会长久存在，这样的建筑难道不属于违章建筑吗？
可见，《江苏规划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至四项规定涵盖不了现实生活中的诸多“违法建设行为”，针对实践中“违法建设行为”的多样性、复杂性及不可预见性，该条款增加了第五项规定：规划部门对于“其它违反城市规划进行建设的”行为也应查处。笔者认为，本案中开发公司的行为应归类为“其它违法建设行为”，规划局对开发公司的这一违法行为理应进行查处，所以此项规定正是判定本案被告负有行政作为义务的直接法律依据。这一兜底条款从其文字表述内容来看确实不很明确，甚至可以用“模糊”来形容，但在具体适用时，其法律效力却毋庸置疑，这是立法上有意采用“模糊技术”而产生的一种神奇效果。
此外探讨本案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到《镇江规划规定》，该规定第七十三条列举了“违法建设行为”的九项情形，其中第五项规定：“临时性建设工程逾期未拆除或建设用地范围内应当拆除的建设到期未拆除的”属于“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情形”，规划部门应予查处。依照此规定，配电房当属违章建筑无疑，这一规定也是原告起诉时援引的直接法律依据。不过由于镇江市不属于经过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并无制定地方性行政规章的立法权限（江苏省内仅南京、苏州、无锡、徐州等四城市有此立法权），故其制订的《镇江规划规定》不能作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的参照依据。但该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五项的内容不仅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与《规划法》及《江苏规划办法》的立法精神也相一致，所以它在帮助我们理解“违法建设行为”的丰富内涵时不无裨益。
以上论述证明，本案被告规划局对于配电房这一违章建筑负有责令开发公司限期拆除的行政职责，由于行政权属于法定权，具有不可自由处置性，亦不能自由转让[5]，所以规划局怠于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行为构成了行政不作为行为。
[1]孟鸿志：《论部门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对象》，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第58-59页。
[2]孟鸿志：《论部门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对象》，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第60页。
[3]强雨、周刚：《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思考》，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9期，第56页。
[4]戴建志：《关于审理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诉讼案件的对话》，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第19页。
[5]杨解军：《论契约在行政法中的引入》，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第95页。
